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初期，超生罚款曾经真的是一项罚款，90年代改为“不许罚款，但可以收费”，社会抚养费应运而生，至本世纪初正式入法成为一项行政收费。

执行了40年的“超生罚款”终于宣告终结。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计生法的决定，其中包括取消存在了20年的的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即老百姓口中的超生罚款，堪称中国最知名的一项“罚款”。关于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当属导演张艺谋因为非婚生育三名子女在2014年时被“罚”748万元。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刚刚取消的这个“超生罚款”其实不是一种罚款，社会抚养费实际上是一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理论上它是“超生”的孩子因为挤占了社会资源而缴纳的一项管理费。

在上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初期，超生罚款曾经真的是一项罚款，90年代改为“不许罚款，但可以收费”，社会抚养费应运而生，至本世纪初正式入法成为一项行政收费。

小品：超生游击队

虽然不是真的罚款，但社会抚养费和罚款的共同点是同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

对普通人而言不管是不是罚款，意义都差不多。大到阿里巴巴、腾讯等大企业因为垄断被监管当局开出天价罚单，小到违章停车的一张交通“贴条”，大大小小的罚款去了哪里才更值得关心。

罚款去哪儿了？

既然罚款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当然最终流向国库。财政收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大类，税收是绝对的主力，非税收入是税收之外的合法财政资金。根据财政部预算司公布的数据，自2007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公布以来，税收收入占比都在80%以上，2007年占比达到89%，之后整体呈下降趋势。非税收入从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间，占比呈现轻微上升趋势。

税收占比的下降与中央开展减税降费政策有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十三五”期间，减税降费规模共计超过7.6万亿元，税收占GDP比重从“十二五”末2015年的18.13%下降至2020年的15.2%。

税收占比下降，就意味着非税收入占比上升。根据中国经济网，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表示从2007年到2019年的12年间，对部分垄断行为的行政罚款等带动罚没收入增长27.9%，是非税收入各项中增长最多的，但因为罚没收入体量小，所以对非税收入整体的增长贡献并不大。

2021年4月，媒体曝光位于广东佛山的一个路口，有网友在这个路口航拍实测，平均一分钟就有9人被罚。62万名曾在此处违章的车主缴纳了总计超过1.2亿元的罚款，一个路口的“盈利能力”甚至碾压许多上市公司。

这个路口并非孤例，据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内部版》2021年第6期，北方某县被曝交通违章罚款一年“创收”3000多万元，足以撑起地方财政的三分之一。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据公开数据估算，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在3000亿元左右，按照当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计算，平均每辆车上缴了上千元的交通罚款。

根据能够整理出的2019年中国部分省份的罚没收入，辽宁省最高达到183.6亿元，内蒙古最低不到2000万元。如果将罚没收入和当地人口数量相叠加，天津以700元/人高居榜首。

2020年云南高达59%的罚没收入增速引起关注。据第一财经，当年云南非税收入中的罚没收入达到102.1亿元，同比增长59%，在2019年这一增速仅为2.1%。对此云南省财政厅的解释是“各执收部门及时清算缴库办案罚没收入，拉动公安、检察、法院和其他一般罚没收入同比较快增长。”

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解释称，云南以前的一些部门没有及时将罚没收入上缴国库，现在云南加强预算管理，罚没收入及时入库，带来了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受疫情影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地方政府执法力度更强，也可能带来罚没收入快速增长。

疫情只是一个引爆点。随着近年来宏观经济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在缺乏经济动能的地方，过去的“快钱”比如土地财政收入不再好挣，目光自然落在以前不起眼的非税收入包括罚款上。

非税收入的执行空间比税收更灵活，可罚可不罚，罚3倍还是罚7倍，往往更容易出现多收、滥收的问题。据第一财经对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教授的采访，“当受疫情等影响税收收入增长乏力时，为了平衡财政收支，一些地方可能会依赖包括罚没收入在内的非税收入高增长来填补收支缺口?！?/p>

2021年1月，国务院提出要求，“规范交通、税务、应急等领域执法，科学制定裁量基准，对轻微交通违法、一般交通违法初犯偶犯等更多采取警告方式，慎用或不适用罚款，在税务执法领域研究推广‘首违不罚’清单制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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