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以来，生不生娃，生不生二孩，成为庙堂厅堂、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然而，政策的利好没有改变中国生育率长期走低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人数在总量上相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有所上升，2017年的二孩出生数量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但同时，一孩出生数量比2016年少了249万人，而2018年的数据显示婴儿出生数量已经较2017年进一步减少，甚至低于单独一孩政策实施之前的2013年。图1显示自1987至2018年以来，除了2014年和2016年之外，人口出生率几乎逐年下降。

图1 1980-2018年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

宏观政策对于提振生育率作用有限，而民间热议所谓“新三座大山”——房子、教育和医疗则成为避孕的苦口良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能促进生育率的法子呢？和传统意义上人口学家们注重宏观政策和人口结构的取向不同，我们的研究着眼于普通人，特别是普通女性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想看看女性自己的经济收入，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对于生育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职业女性奔命于工作-家庭的羊肠小道，崩溃在丧偶式育儿的分分秒秒，我们想探究丈夫和婆婆帮助分摊家务是否会对已婚女性的生育行为造成影响。

老公多顾家，妻子早生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与此同时，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龄也在不断推迟。从2002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逐渐取消有关妇女生育时间的规定，至2009年有14个省市、自治区取消生育间隔，2014年达到23个，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2016年有30个省市、自治区取消生育间隔。同时，晚婚晚育的夫妇也不再享有晚婚假、晚育假。这些相关政策的逐渐消亡，给予我们以很大的空间来探讨普通中国女性的个体动机和家庭生活与生育行为的关系。

女性的初育年龄会影响女性未来的育龄年限、二孩生育的选择空间，进而对人口的长期变动产生影响。推迟到较大的年龄生育，还会面临较高的不孕风险以及出生缺陷的可能性。那么，中国女性大多在几岁的时候生育第一个孩子呢？

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自1991年至2011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处于初婚状态且调查时的年龄在18至50周岁之间的女性。我们的结果显示，中国女性在25至30周岁之间的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风险最高，而在25周岁以前，有接近一半的女性已经生过孩子。到30岁，大概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没有生育。到50岁，不到8%的人从未生育。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但是大多数女性至少会生育一个孩子。而在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女性的生育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非政策因素的作用的情况下，她们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我们的研究以女性的初育年龄作为分析对象，风险越高意味着生而且是早生第一个孩子的可能性更高。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妻子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初育的风险也越低，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初育风险要明显高于城市地区。更重要的是，如果丈夫能够同等或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妻子的初育风险更高。也就是说，丈夫做家务越给力，妻子生娃也会越早一些。这个研究对我们二孩政策开放以后的小家庭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许多国外研究都发现，经济发展与生育水平之间并不呈现单一的关系。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开始逐渐回升，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夫妇的生育意愿和水平也相对较高。根据麦克唐纳的性别公平理论，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的提高，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女性的性别观念，在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后人口转型社会，随着男性的性别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全社会的性别公平程度在教育、劳动力市场等公领域和家庭内部的私领域都达到较高水平时，生育水平才会回升。

而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也给这个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比如针对奥地利数据的研究发现，拥有性别平等观念的男性相对于更加传统的男性来说，其生育意愿更高。瑞典作为北欧国家中性别平等水平较高、女性劳动参与比例长期较高的代表，大部分家庭都有生育两个孩子的传统。有学者利用美国家庭的全国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女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占比与生育二孩的意愿呈U型关系，即当女性家务劳动的比例低于54%或高于85%的时候，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高。

根据社会性别和发展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时期，原先由单位分担的一部分子女抚养、家庭照料等社会再生产的职能逐渐转移到个体家庭，并且主要由女性来承担。这使得中国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日益尖锐，抑制了女性的生育动机和行为。随着家庭的小型化、西方价值观念传播以及教育扩张和劳动市场变化带来的女性地位变化，中国女性的生育行为也愈来愈多地受到家庭成员关系之中两性关系的影响。丈夫的家务参与，体现了私人家庭中的性别平等，也缓解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会对生育有促进作用。而我们的发现也支撑了这个理论的论断。

婆婆帮帮忙，生娃不慌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际关系长期在家庭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指出，虽然在建国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父系代际关系大为削弱，但在单位制式微、市场经济深化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过程中，家庭的纵轴关系，也就是父母子女的共生和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强化。根据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女性照料负担的增加，特别是育儿的负担会加重女性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父母辈的帮助则会缓解冲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与长辈的居住安排也会影响妻子的初育风险。和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女性，她的初育风险是和婆婆不在身边的女性的2倍多。而那种和婆婆住在一碗汤的距离的女性，她的初育风险也远高于婆婆不在身边的女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的家务劳动和照料责任由婆婆帮衬，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大为减轻，她的生育风险也会更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是因为与婆婆居住在一起，受到的生育压力较大的原因。

妈妈一倒下，压力变山大

在我们现在家庭代际关系变得更为紧密的今天，对于女性而言，一方面要处理和公公婆婆的关系，另一方面她们和原生家庭的联系也变得更为紧密。我们特意分析了母亲的情况对于已婚女性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和母亲同住，并不会增加女性的初育风险。我们的猜测是，一方面根据中国从夫居的传统，和母亲同住的比例极少，所以可能不具有统计上的力度。另外，与婆婆相比，母亲可能更少对女儿施加生育压力。而母亲和婆婆不同的作用还体现在下面一个重要的发现：婆婆需要照料，并不影响女性的生育风险，但是母亲需要照料，则抑制了女性的初育风险。我们的解释是，根据马赛克家庭主义的理论，代际联系比以前更为紧密，这也体现在原生家庭的关系上。正如，前些日子爆屏的电视剧《都挺好》，苏大强最后得了老年痴呆症，不是大哥，也不是二哥，而是小女儿苏明玉辞职回家照顾老人。这种照料责任可能会影响到明玉是否要娃和何时要娃的决定。而明玉的选择也给传统的养儿防老的父权思想啪啪打脸。

那么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从数据上，对于婆婆需要照料不同于妈妈需要照料的作用，我们的结论并不十分确定，因为我们的样本相对年轻，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尚比较少。但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为人父母，在“一切都挺好”的情况下，女性有自己的公婆、父母帮衬带孩子，可以减轻工作-家庭冲突，减轻经济负担，可以较好地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可能会有助于生育率的提升。而在“一切不那么美好”的情况下，需要照料孩子和照顾老人，孩子和老人的经济负担同时存在，很多女性可能会在生不生二孩，生不生孩子，甚至结不结婚方面，三思而后行。这对于中国长期低迷的生育率来说，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婆婆帮忙带娃娃，老公喝喝枸杞茶？

我们上面分别讲了丈夫、婆婆和妈妈对女性的初育风险的影响。那么，如果丈夫平时分担家务，等婆婆住进来，他们是不是就不再做家务了？或者会不会，就算他们继续做家务，对女性的初育影响也不如婆婆的家务分担那么大呢？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婆婆不在身边，丈夫积极地参与家务劳动能显著地提高女性的初育风险。但是，与婆婆同住的情况下，丈夫家务劳动参与的对于妻子初育的正向作用变小。当然，小归小，还是有正面作用的。

下面这两个图讲的是丈夫的家务劳动分摊对于妻子初育风险的影响。线条越高，就说明妻子初育风险越高，基本上在结婚五年之后，时间越长，初育风险也越低。实线条指的是丈夫做家务的时间是妻子的10%-50%，虚线条指的是丈夫做家务的时间高于或等于妻子。图2是婆婆不在身边，图3是和婆婆同住。通过实线条和虚线条之间的距离，我们可以看到，丈夫家务做的多，妻子的初育风险也高，但是一旦与婆婆同住，丈夫做不做家务的差距就大大缩小了。其原因可能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婆婆心疼儿子，包揽了很大比例的家务和照料，所以丈夫的作用减小了；另一方面，可能是长辈需要照料，所以丈夫需要承担更多家务，因此对生育的促进作用减少了，育儿和养老再次产生冲突。

结论与讨论

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在过去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有所下降。在社会层面，人们将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理所当然的现象的同时，却没有给予其相应的尊重和地位。并且，近期的一些研究也认为，生育政策的逐渐放松会对女性的家庭地位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为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预期女性会生育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往往更不愿意雇佣女性，使得今后的生育水平有进一步下降的倾向。

尽管许多学者建议增加幼儿照料的公共服务，以有利于缓解女性所面对的压力，但这种变化仅仅从家庭外部减少了压力，并没有实质性地触及性别关系。进一步通过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的手段推动男性参与到家庭生活、承担家庭责任，才能推动性别公平的发展、有利于未来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作者赵梦晗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师博士后，计迎春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文章选摘自“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 人口研究，2019年第一期,64-77）。本研究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M641572)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低生育背景下二胎生育、性别平等和老龄化之间的张力: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15AZD080) 的资助）]